特朗普政府从今年以来多次加征关税，既包括特定行业，也涉及相关国家。行业方面对进口汽车全面征收25%的关税；取消800美元以下小额包裹的免税政策，改为按货品价值的30%或每件25美元征收关税等。国别方面公布“对等关税”，方案出台后，美国对我国商品多次加征关税。
美国本轮关税战的原因为何？其关税税率的计算依据错在哪里？
美国发动关税战的原因
本轮美国关税战的逻辑起点，在于美国贸易逆差带来财政不可持续，目的是解决美债—美元体系内生矛盾问题。1971年，尼克松政府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打破了1944年签订的《布雷顿森林协定》中，美国政府承诺将外国政府持有的美元兑换为黄金的承诺。美国通过1971年脱钩暂时解决了《布雷顿森林协定》框架中的“特里芬难题”，即为满足全球贸易需求，美国必须持续输出美元，导致其国际收支长期逆差且沉淀在海外，由此积累的海外美元资产远超其黄金兑换能力。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前提是保持币值稳定，维持币值就要美国保证国际收支顺差，那么要求外汇市场上的美元供给小于美元需求，才能维持美元币值。
美债—美元体系的内生矛盾虽是新问题，但从逻辑上仍是“特里芬难题”的发展，即在全球贸易体系下，美国输出美元，大量海外美元积存。为满足全球安全资产的需求，长期而言需要增加美国政府国债，但为了保持财政可持续性，又必须控制国债规模，这就形成了内生矛盾。美国本轮关税战试图从短期通过征收关税解决财政困难，从长期促进制造业回流，提升美国居民储蓄率，从而解决债务问题。
美国本次关税税率计算，在“10%”和“0.5乘以美国认定的该国综合关税率”中取孰大值，其中综合关税率=该国对美贸易顺差/美方从该国进口额，实际上公式中的分母项还包含两个值，一是美进口需求的价格弹性的绝对值，代表进口需求对价格变化的敏感程度。二是美进口价格对关税的弹性，代表进口价格对关税变化的敏感程度。美政府分别取值4和0.25，从而两项乘积为1，可以从公式中消去，其中0.25的取值参考了Neiman（2021）的研究。
但美国关税公式的计算是粗糙和错误的。一是应用2018~2019年中美贸易战数据测算的进口价格对关税的弹性实际约为0.95，即关税变化的95%将反映在进口价格变化上，纽约联储Amiti等（2019）相关学者也测算，2018年美国加征关税成本几乎由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即进口价格对关税的弹性约为1，美国关税战从短期看相当于向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征收了从量税。
二是Amiti等（2019）测算美国整体关税率提高10%，美国进口需求或下降12%~40%，结合2018~2019年美国进口关税率提升0.9个百分点，美国整体进口下滑1.8个百分点，弹性为-2.1，据此计算美国整体关税率提高10%，进口需求回落20%左右，根据以上测算，美国关税公式分母中两个弹性值之积应该为2，说明美国政府高估了所需关税税率约一倍。需注意实际应用中该方法并不适合外推更高关税率的情形，因为需求弹性具有非线性特征，根据拉弗曲线，税率超过一定程度后税基萎缩，需求弹性将降低，美国现在对我国最高加征245%的关税就是如此，已落入政策的无效区间。
三是美国关税公式能够实现贸易平衡的前提是其他国家不能通过关税反制，否则该国对美贸易顺差将因为该国对美进口减少再次拉大，这也是美国威胁各国不得关税反制的原因，但实际上较多国家进行了反制。
从根本上说，美国发动关税战并不能解决当下美债—美元体系的结构性矛盾，一是制造业附加值低于服务业，美国制造业空心化是比较优势下自然的分工选择，发展制造业和美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内在矛盾，其在成本方面不具备优势。二是关税加征将导致美元作为国际储备的安全性受到质疑，从而动摇美元信用和储备地位，这从本次关税战后美债收益率上行和美元指数走软可以印证。
三是美债收益率除了杠杆性交易因素外，需要考虑对美出口国实际上通过购买美债稳住了美债收益率上限，关税战将导致对美出口国减少购买美债，美债收益率将进一步上行，这和美国降低债务负担的目的相左。
关税战将对美国经济造成较大冲击。
一是进口价格上涨将导致美国国内价格水平上升，耶鲁大学的模型显示在关税征收幅度平均为13.3%时，将给美国家庭平均增加2700美元成本，推高美国核心通胀1.7~2.1个百分点（不考虑反制情形）。
二是关税带来双边贸易减少，原对美出口国获得的美元储备减少，同时加大美元和非美货币的脆弱性。本轮关税战中，美债收益率连续上涨，动摇美元的信用和储备地位，美国政府暂停部分加征关税，转为与各国谈判。
如何应对关税战
未来，美国大概率对我国维持较高关税，通过高关税引导产业从我国转移，实现其对供应链和进口更好的控制。为此，本文提出四个政策建议。
第一，进一步加大宏观对冲力度。
一是加大财政对冲力度。短期适当增加赤字规模，考虑增发超长期特别国债，通过发放失业补贴，低收入人群生活、食品补贴等形式惠及民生。中长期增加财政支出中支持民生和消费的比重，由“大项目投资”转向社保体系夯实。
二是加大货币政策对冲力度。2018~2019年关税战中，我国应对较为成功，除反制措施外，同一时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6.27贬至6.9，贬值幅度达10.05%，对冲了部分关税上涨的效果。因此，应择机降准降息，释放流动性，提升出口竞争力，降低实体部门融资成本。要预期家电和汽车以旧换新、地方债前置等因素在今年二、三季度退坡后经济增长动能切换面临的挑战，严防PPI低迷压制产能利用率，降准降息也能有助于制造再通胀环境。
第二，进一步提升居民收入，建设有效内需市场。
一是要持续提振消费，深入分析消费者需求偏好变化，更有针对性地促进消费，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扩容，重点拓展服务类补贴，推动消费结构由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
二是要提升消费者实际购买力，推出更多支持消费的信贷优惠政策。切实提升居民收入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加大对中低收入群体补贴力度，加强养老、教育、医疗等公共品保障，推动社保账户平衡。
三是扩大有效投资，加大对科技创新、新兴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力度，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减少制度障碍，充分释放民间投资活力。
第三，进一步开放包容，提升经济潜在增长路径。进一步构建开放型市场，优化关税和补贴措施，放宽外资市场准入，逐步实现外资准入零门槛，通过主权基金多元化配置资产。进一步加快加大区域经济联盟建设力度，充分利用自贸区、自贸港的经验，积极推动与非美国家的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离岸贸易等领域合作，促进应用创新与制度创新深度融合，充分吸引外来资金流入，提升我国经济潜在增长路径。
第四，进一步加大创新支持力度，占据供应链优势位置。自全球贸易兴起以来，贸易结构发生深刻变化。20世纪80年代全球贸易70%是工业制成品；近年来这一比例下降到30%，零部件、原材料等中间品占比上升至70%。产业链在国际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美国拥有众多供应链核心企业，对产业链的控制能力较强。近年美国试图在高科技产品、大宗商品贸易中利用技术高点优势，通过专利、出口管制、跨国企业等形式把控产业链，通过关税战引导产业从我国流出。应加快发展集成电路、医药健康、新能源和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形成产业链条完备、优势突出的产业集群，加快从“世界工厂”向“产业中心”的转变，支持企业全球化布局，在产业链中占据优势地位。同时，加大对各领域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充分认识到创新发生的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在追踪热点的同时重视和支持各领域研究和创新，夯实创新发展基础。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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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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